“南京市普法依法治理的生动实践”网络征文
今时今日中国讲求“依法治国”，追根溯源，中国的“法治”思想可追溯到春秋时期的法家学派。
法家是战国时期的重要流派,它以主张“法治”为特征。法家的先驱都是卓有成效的政治家、改革家。管仲辅佐齐王，“尊王攘夷”，成就了齐国的春秋霸业；子产铸刑书，公之于众，使郑在晋楚争霸中求得生存之地；商鞅“平权衡，正度量，调轻重，决裂阡陌，教民耕战”，“燔诗书而明法令”，乃秦之统一不可忽视的功臣；申不害相韩15年,“内修政教，外应诸侯”，使“国治兵强，无侵韩者”。及至韩非，更是法家学说之集大成者。
韩非的法治思想可概括为三点：“法”、“术”、“势”。
所谓“法”者，乃指统治者颁布的法律、法规、政策。若要依法治国，则凡事要以“法”为标准，贫富贵贱皆不外如是，沿用至今，即“法律面前，人人平等”。
所谓“术”者，乃国君驾御群臣的权术。商鞅重“法”不重“术”，使的君王辨不清忠奸；申不害重“术”不重“法”，往往造成前后法律的相互冲撞、矛盾。因而韩非主张“法”“术”结合，法要实行，且是法治的中心，忠奸也要分，且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辅助环节。
所谓“势”，就是统治者占据的地位和掌握的权力。施法者应有权，无权者无可施法。无权，上怕得罪人，下怕自身难保，想要左右逢源，只有违背国家法律。然而这里又有一个权与法的相较问题，权在法上，则必然是法不越权，接着就是滋生腐败。这也是末代王朝朝政腐败的根源。
韩非的思想是对法家思想系统化的总结，他以法家思想为基础，综合吸收儒家、墨家、道家的思想。韩非的“法治”思想为秦皇所接纳，成了他统一大业的蓝图。
封建“法治”于现世“依法治国”依有可取之处。
法家主张“三代不同礼而王，五霸不同法而霸”，曾经先进的法令于今未尝不可成为一种阻挠，“世异则事异”，“事异则备变”，“是以圣人不期修古，不法常可”。因此我们需要的是仔细分析当前的形式，依据现实来制定法规。同时，新法的制定到新法在各地的实行相隔的时间须尽可能的缩短。这里有一个很好的例子：在南京土地拆迁价格改变之际，溧水还未能及时作出反应，造成一起拆迁户不满事件。可见新法的修订是一回事，实行又是另一回事，而这其中有多少差额，我们的法治就要打上多少折扣。
法家所主张的法治，是将法律公之于天下，“使天下之吏民无不知法者”。法是民心之所在，法同时也是一种民心的安慰。一纸印章文书可以使人民惶恐不安，也可以安定民心，因此，法律需要公开化。所谓公开化不是指在书摊摆上两本印好的书册，而是一种透彻、到位的宣传，使人民能够真正了解我们所处的社会有什么可以做、什么不可以做、什么应该做、什么绝不能做。在中学生中的宣传也是比较有效的方式。中学生是社会的活跃群体，他们比成人容易接受新思想，同时也能对成人进行宣传。法律竞赛或是法律征文，可以很有效地调动中学生的积极性，对普法也是相当有效的辅助宣传。
法家重视“法治”，同时也要“人治”。国家之败，由官邪也。徒法不足以为治，繁法也不足以为治，制定严密完备的法令是容易的，而真正要使之付诸实施并深入人心则并非易事，它要通过执法者公平的执法和广大民众自觉的守法来实现。“人治”与“法治”需要的是相互协调，也是相互约束。依法约束权力，法制就能得以维持，盛世就有出现的可能；权力超越了法律，社会秩就会混乱，衰世就必然出现。以法律约束权力是维系法制的根本，古代如此，现代也如此。
然而封建的法律是一人的法律。由一人制定，一人抹杀。皇帝的权利永远大于法，立法，是为了支撑这个一人为尊的社会。而如今我国的法律，是人民之法，法律是为了保护人民的权力与利益。
改革开放以来，我国已逐步建立起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治，司法队伍也在不断壮大。然而，毕竟还有不尽人意之处。以言代法，以权压法，贪赃枉法，这对我们建设法治社会无疑是巨大的污点！公正执法，严格守法，只有这样才能让我们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道路上不断前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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